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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的背後

文:蘇娜

 

  那是一枝筆。無論它背後的故事怎樣曲折離奇扣人心弦驚濤拍岸......只要是用來書寫的,長或短、藍或紅甚至黑,誰在意?彷彿路邊小石頭,缺一塊多一塊,地球還是照舊在轉。如果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石頭裡,只有一塊能成為故事,那麼此刻我右手所緊握著的墨水筆無法惹人注目,也是意料中事了。

  但我還是執意記下來。

  隨母親來港那年,我八歲。公公在文革浪潮中給整治,七十多歲的老骨頭捱不住,垮了。像無數的文人一樣,死得不明不白。據說,公公寫了好幾首反革命的詩,(但天知道什麼是革命?)給人告發了出來,便關進牢裡去,不見天日。只管餓。一天不招供,一天不給飯吃。整個家族的成員都在批鬥大會中亮過相了,婆婆成了瘋子。那時的人心可怕啊,誰跟誰都是仇人,今天還握著手的言笑晏晏的臉,明天就把你送到紅衛兵手裡......大字報、自白書、上山下鄉、知青改造......沒完沒了。而公公死的時候,是一九七五年的年關。可恨,就是捱不到一九七六年的光明。至於婆婆,下落不明了。

  我到現在都不曉得母親傷心過沒有,她是一個沉默的人。而當我開始意識到我家經過了一場怎樣的浩劫時,便連連掉下淚來。回望母親,她卻像個局外人,一句也不提當年的事。

  這種相顧無言的日子,一直維持到了我中四。十九歲那年,在學校裡我選修了中國文學,也開始了我寫詩的日子。那時母親的臉比早年還要冷冰冰,而神秘的是,家裡接二連三發生了筆的失竊。橡皮尺子都在,就是筆的不知飛到哪去了,就像婆婆。每次當我正要寫詩,噫,新買的筆又不見了。偶然夜晚,我隱約聞得母親的抽泣聲。終於那晚,她憋了二十多年的冤屈與仇恨一下子便爆發,一切家裡可以破的都給摔破,可以穿的都給撕爛了。她一邊大嚷:「魔鬼!魔鬼!」,一邊把藏在枕頭下的筆都倒在手裡,握著,狠狠折斷!她滿掌都給染得墨黑,十隻手指往臉上狂抓,一道道墨痕尤其膽戰心驚。而一併黑掉了的還有潔白的牆。我驚恐不已,躲在一角。末了,她擁著我哭,也喊:「別做文章!今天你做自己的文章,他日誰都會來做你文章......別唸書,文字曉得殺人......」

  為此,往後的日子我都得趕在她起床前上學去,晨光熹微,我心情跟書本一樣的沉甸甸。我學懂了將文具、校服等一切形跡可疑,容易跟知識扯上干係的物品藏好,尤其,她諱筆如深。我盡量不去撩起她那條錐心的刺。

  又十年了。大學畢業後我當了會計師,母親的心便總算寬慰踏實了許多。我們不常見面,許是自童年以來的疏離。但我暗地裡還在偷偷寫詩,也寫散文。遺憾的是,我仍然無法讓她明白,文字已不是從前那種要置人於死地的工具了。她每次見我提筆,總是神經質地驚呼,待看清楚我只是跟數字打交道時,才稍稍緩和了神色,才肯安安份份地呷她的龍井。

  直至她過世好多年以後,我才曉得原來龍井有定驚的作用。而在她離開前的一段日子,許是人家所說的迥光反照?她精神奕奕,連笑容都特別坦然,總是事無大小就問我的意見,像不愛獨立的小孩子,一顆糖都叫她歡天喜地。在我陪她住院期間,其實她早已病入膏肓了,但一味是笑。那天下午,碰巧接到詩友晴雯的來電,說我的作品得獎了,母親疑惑地盯著我,我也假意敷衍,未敢喜形於色,便推說要見了獎狀才肯相信,急忙掛線。直至晴雯真的把獎狀送到醫院來,母親接過了來看,良久,淚流披面。我鼓起勇氣,戰戰兢兢地告訴她如今做文章的人,已不是跟從前做文章的人的下場一樣了,看,有人表揚你女兒......

  母親彌留之際,我趕到床前,已說不出話來。她的眼神卻很堅定,絲毫沒有退縮的意思,久歷風霜的一雙手已無力再細撫我臉。但她竭力,遲緩地徙懷裡掏出一枝簇新的墨水筆,那是我慣用的款式。我的眼淚便滾滾而下。她講不出半句話來,嘴角銜著淚,頭一偏,撒手就去了。

  那枝筆我一直用到今天,換了數十次筆芯,捨不得更換的仍然母親的諒解和寬容。有時,我也偶然想想什麼是革命?念及那場無妄之災,忽發奇想,我們這些所謂文人,不也是同樣在字裡行間興波作浪空穴來風?只是筆桿與槍桿的殊異,之間所隔著的已是好幾個年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