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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在他鄉

文：曾國平

　　在香港辦書店總是那樣的邊緣。喜歡到的二樓書店都那麼狹小，書籍都那麼亂，顧客數目也只夠賺些微利，不賠本已算走運了。二樓書店跟連鎖式書店的分別，在於其選擇書籍的一點點勇氣。從台灣剛譯好的一本傅柯著作，到書店盡頭整齊放著的唐君毅全集，甚至是本地自資出版的小眾刊物，都是大書店不太敢染指的貨色。

　　我天真的相信二樓書店的店員都是愛讀書的人，敢冒風險都只為維持那不太興盛的讀書風氣，從大陸從台灣從香港細細檢出幾本有質素的書。在西洋菜街走一圈，看見的是那小得可憐的廣告牌，於時裝店快餐店之間輕輕的告訴你，走完那條昏暗的樓梯，你可能會找到你喜歡的書。愛閱讀的青年不多，我想他們總有點給遺棄的感覺，也不會喜歡旺角那紛亂的氣息。在香港，要找好書都要跑進鬧市，跟黑道嘍囉擦肩，與手提電話服務推銷員糾纏。

　　沒有二樓書店慷慨的八折優惠，我的書架便少了幾個名字，少了幾個主義，少了幾個簇新亮麗的封面。自己許多的興趣都生於二樓書店。許多年前在旺角的樂文書店，於書架前猶豫了許久，終於買了那本橙色的《賣桔者言》，從此走上經濟學的不歸路。又在那兒找到一本印刷惡劣的《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算是改變了我蒙昧的宗教觀，而羅素的懷疑論思想也在我心中植了根。高考後反而愛上了新儒家的書籍，唐君毅那本《人生之體驗》跟著我來到美國，翻了十幾次也流了幾次淚。董橋的散文集是在洪葉和樂文書店一本本儲回來的，好叫我寫的中文不算太差，看書的品味不算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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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盛頓大學區附近的書店有五家，其中三家是舊書店，另有一家準備開張。愛書的人對舊書都有種莫名其妙的感覺，愛的未必是其低廉的價格，貪戀的往往是舊版書的典雅設計，以及書頁間那發霉的味道。十數個七呎高的木書架，幾箱放在門邊的特價書，殘破不堪的地板，和不遠處一陣咖啡的香氣，加起來總是那樣布爾喬亞。書價定得很低，而探尋間不時會找到意外的東西。我沒能力買起絕版書，但幾個月前買的那本企鵝版《王爾德戲劇集》，以及左派歷史家霍斯邦(E. J. Hobsbawm) 的《革命時代》，其簡單的六十年代封面設計，都叫我閱讀時不禁想想書的前主人，到底是個沈迷文學的青年，還是個天真的社會主義信徒。

　　舊書店不能生存的地方都欠缺對歷史起碼的尊重。香港只得幾家辛苦經管的舊書店，買賣舊書除了作籌款之用，從來都成不了氣候。旺角中旅社附近有一家新亞書店，藏於一所很殘舊的洋樓，與好些妓女成鄰居。一進門，便是幾大堆的舊書，沒有分類甚至沒有疊好，就讓你隨便在書海中挖掘，找到喜歡的可能花幾元就買到。光顧的多是五十開外，蹲下來一翻，隨便撿幾本舊書算是重溫那早已涼了的舊夢。

　　忽視舊書就像忘掉走過的路，永遠給現在拖累和給未來牽扯，失掉了記憶放棄了緬懷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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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欣賞香港商務印書館的音樂品味，我亦相信愛書的人不會喜歡看書時聽到電子化的流行曲。這樣做實在對書不敬。我也不喜歡店員的冷漠表情，我想對他們來說賣書跟賣球鞋賣音響沒有分別，但我實在不想買書成了這樣異化的金錢交易。他們的選書永遠都那麼庸俗，只能反映一窩蜂的熱忱和考慮勢利的增值功能。昨天某政府高官的半句推薦，今天便成了「新書推介」部份的一堆印刷品，主宰著人們的閱讀興趣，計算著每分每毫的邊際利潤。

　　那年暑假在台灣誠品總店的半天偶遇，叫我忘不了的是店裡放著的貝多芬鋼琴奏鳴曲，以及台灣人對閱讀的狂熱。數十本的新書，從最俗都最雅的都有，不像商務那樣永遠都雅不出什麼鳥來。數十排書架數十個主題，巧妙的把中外文書籍放在一起，為的是告訴你，有天打破了語言的隔閡，你會發現閱讀的另一個燦爛氣象。中文書不是二流的刊物，但亦不妨看看英語的風景，有心有時間的還可以打開德語法語的窗。我還記得那年把佛羅斯特(R. Frost)的詩譯作中文時的興奮，為自己能把一行英文化作七個中文字而有點無知的自滿，也為中英文兩者相同相異之處感到好奇。香港學生少讀英文書，英文變壞了倒不要緊，怕的是不能跟英美文化邂逅和溫存，失了開眼界的機會。故作認真的強調自己寫的是「英文論文」，只叫人失笑；一臉無奈說英文書很多生字看不懂，是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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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書的人都執著，他對書的沈迷更不啻是戀物癖；愛書的人都懷舊，不能抗拒歷史的印記；愛書的人都愚昧，相信追名逐利之餘也可談文化講理想。且讓我在這亂糟糟的世界，在字裡行間尋回半點的樂趣，把書店當作逃避現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