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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CEPA一管窺邊緣化半豹

文:王兆俊

由政府到工商界都普遍流於急功近利缺乏遠見,導致香港遲遲無法下定決心全力推動經濟轉型,數碼港淪為地產項目記憶猶新,西九計劃恐怕亦將步其後塵

 

  關於香港地位邊緣化的討論,最近又被炒熱。政務司長許仕仁及金管局總裁任志剛先後在三月時指出,由於內地的高速發展,香港的傳統優勢例如物流業及金融業等,將面臨被邊緣化的危機。稍後,總理溫家寶及特首曾蔭權則為憂慮降溫,溫總理指出,香港不會因內地發展被邊緣化,反而會因內地的發展而獲益;而CEPA的實施,更為香港經濟帶來巨大推動力。曾蔭權亦認為,香港只要保持三大優點,即良好的商譽、對私有產權的保障以及「以智識產權為核心的專業」等,香港便不會被邊緣化,可保繁榮安定。

  查香港邊緣化問題其實早已存在,只不過最近才浮上檯面,引起社會大眾討論。CEPA的出現,正反映出香港被邊緣化的危機,不但並非空穴來風,甚至早於幾年以前,中央政府就已經看到了。CEPA由最初在零一年底提出,到零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正式簽署,歷時十八個月,因此CEPA不應僅被視為中央在香港經濟處於低谷時的應急救港甚至「挺董」的短線權宜戰術行動,而應視為中央政府對香港經濟長遠前景有所掌握推算之下的戰略行為。以往香港之所以成功,除歸功於相對完善的法律及經濟制度外,最主要的原因,乃係其在亞太地區中獨特的地緣經濟及政治位置;香港作為中國大陸的門戶窗口,在殖民地政府的管理底下,打造出區內相對成熟的航運物流設施及金融市場,香港就靠著這些優勢繁榮致富,成為區內的商貿中心。說到底,假若香港所「背靠」的祖國大陸不窮,香港就不會富;換句話說,香港所以獨特,是附近區域特別是祖國大陸的落後和貧窮所襯托而成的,香港的優勢,正是她在制度上的相對先進和成熟。

  一直以來,香港的優勢是制度和社會精神等「軟件」,卻缺乏無法被學習被取代的優勢,例如天然資源,或者是無可替代的地理位置例如蘇伊士運河之類。鄧小平說香港「五十年不變」,其真正潛台詞並不是說香港可以「再玩五十年」,而是在鄧小平的心中,中國大陸將會快速發展,而到了二十一世紀中葉,應該已經發展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包括制度等方面。而到了那個時候,香港已經不存在變不變的問題,因為根本不需要變,大陸的水平已經與香港看齊。放眼今天,中國大陸高速發展,香港和國內城市在「軟件」上的距離只會愈來愈近,香港在法治和經濟制度等方面的傳統優勢,必將逐漸消失。從國際貿易的角度看,中國入世,國內市場愈見開放,香港基本上已經注定失去以往的門戶和中介地位,外國企業直接在國內投資營商,香港再無利用價值。優勢不再,成本又比人高,現有的中心地位勢難維持,加上種種內部政治經濟社會因素,由政府到工商界都普遍流於急功近利缺乏遠見,導致香港遲遲無法下定決心全力推動經濟轉型,數碼港淪為地產項目記憶猶新,西九計劃恐怕亦將步其後塵,香港的邊緣化注定無從避免,只是時間問題。

  而所謂的CEPA,正是中央政府早已預視香港的命運,而試圖扭轉乾坤的知其不可而為之之舉。假以時日,國內市場全面開放以後,香港的門戶中介地位必將完全喪失,中央政府就希望在此之前,讓香港的廠商企業和專業服務先走一步,率先分佔國內的巨大市場,希望可以藉此延緩香港的衰敗。如果香港本來就實力過人,無可替代無懼邊緣,那麼CEPA就是多此一舉;正因為香港手上已無太多籌碼,假如不特別關照寵愛,遲早會被其他城市趕上甚至超越,被邊緣化已可預見,所以中央政府才推出CEPA,禮物清單再添一筆,為香港同胞送上無限祝福和暖意。

  在此又難免觸及另一個更有趣的問題,那就是,到底香港有甚麼特殊地位,令到中央政府非想方設法維持香港繁榮於不墜不可?答案就在於偉大祖國的統一大業裡面。眾所周知,中央政府念茲在茲的就是統一,目前及可見將來的口徑就是「一國兩制統一台灣」,而香港呢,就是所謂的「一國兩制的對台示範單位」,任務非常神聖。所以香港在回歸祖國之後絕不能衰落,必要時祖國用盡一切辦法,也要叫東方之珠一直閃亮 ── 直至台灣問題解決為止。

  所以只要台灣問題一天存在,香港就可繼續享有這種「不能倒」的特殊政治地位,就能繼續得到中央政府的特別關照。現在香港所依仗的,某程度上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傾斜。若然有朝一日,香港失去特殊政治地位,自己又早已被中央政府的禮物寵壞,遲遲未能拿出決心推動經濟轉型,無法建立智識型經濟和科技創新產業,再加上被其他城市趕上超越甚至被邊緣化,香港的前途,實在令人難以寬顏視之。

  或許樂觀點說,內地城市要在各種「軟件」上追上香港,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而筆者亦相信,香港在短中期內,仍不致於被邊緣化,香港的中心地位至少仍可以維持個幾年。但長期而言,如本文的預測,香港被邊緣化似乎無可避免,即使再多幾個CEPA,也無法力挽狂瀾,而只會如今天一樣,反而曝露出香港的危機,欲蓋彌彰已矣。